特定的功能是对对象所在的多重参考网络的一种简化。将对象还原到它的功能性特征也是将它置入意义世界的过程，这在盖房子的例子中是很明显的。从海德格尔对工具的描述中，我们也许只想到了锤子、钉子和木料，但我们知道房子的参考框架包括的东西远多于海德格尔的最小技术范围内的东西。
在最终设计中，木料会获得其他方式如美学特征、遵从商业规则等无法拥有的特征。企口板在美国建筑体系里是水平开口的，而在斯堪的纳维亚体系里是垂直开口的。商业规则和美学效果都会有所不同。房子也需要遵守法律规则，如地方立法所规定的建筑规则。这些额外的参考是建筑过程中的规范性调节，它们参与到不同阶段，继续缩小可能性的范围。它们抵消简单化，让物质以物质的面目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中，而我则将之称为“文化意义”（culturalmeaning)。通过这些调节，最终产品在社会域境即文化体系中获取其合适的位置。我们对功能性的狭义的一般性理解是从当下更为丰富的参考系中的一种抽象。
在日常非现象学语言中，这意味着将对象脱离其自然域境，将其潜能还原到有用的性质中，联系其他技术对象，将对象置之于人类创造的新的意义系统中，并以与对象在自然界所不具备的性质相应的规范来调节对象。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接受这种常识性理解，因为它预设了对象还未参与到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对他来说，首先存在的是实践性的关联，它是本体论上的基础。功能性在世界内运作，而不是在主体对客观自然的关系中运作。两者的区别对海德格尔来说至关重要，但对功能理论来说其重要性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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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