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化图景展示了为什么它是现代性批判的焦点。通过原初的抽象来建构功能世界，把生活经验和人类主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抛在脑后。功能性的各种补偿性特征，将价值和意义注入对象，都无法完全克服原初抽象的简单化。被功能化排斥在外的剩余部分转过来骚扰技术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未能照顾到对象和域境中最为重要的维度。这种疏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然和人类生活无法被还原为功能性关系。
直到全面功能化在后期现代社会涌现，非功能性关系一直主导着多数人类生活领域。然而，技术体系试图成为全盘性的方案。这个野心带来了三个灾难后果。技术关系聚焦于非个人化的、技术行动中与生活疏远的主体的力量，抵消了多重设置中的动态抗争，而这种多重设置正是个人关系和/或民主合作更为倾向的。功能性难以避免的盲点导致了如环境危机等问题，而对文化意义的技术操作也引发了对意义本身的虚无主义的怀疑论。
普遍性功能化的这些后果并不会简单地因复原技术中介的边界而得到缓解。现代社会已被完全技术化，返回“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技术世界内的格式塔转换可以回应危机以及现代性的病症。这需要对技术领域施以民主干预，去克服技术控制的自主性、进步的盲点以及犬儒主义的社会，在其中文化变成市场的一个分支。
下一章将系统地分析民主干预的合理性。在讨论过程中，我会回到本章所涉及的功能性归属问题，用以建立技术的政治学。
(黄翔译)
第六章 批判建构主义中的功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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