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偏向则对人们受到歧视的主张设置了一个更复杂的障碍，因为它被嵌入到具有技术理由的标准程序中。识别物的世界中的偏向是困难的，而且说服其他人看到它的存在更不容易。面对这样的偏向，个体必须从他或她自己的特定案例出发，进而理性地“反思”其背后的偏向可能具有的普遍性，然后公开地传达这种看法。
例如，底特律的工程师和汽车公司并未首先指出烟雾存在问题，而是洛杉矶的市民率先提出了发展更好的汽车技术的政治诉求。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既不是通过工程咨询手册或医学教科书，也不是从原则中推演而来，而源自肮脏的空气带来的不便和危害的直接经历。他们以其自身经验为出发点，得出了技术变革的需求，这与工程师通常所遵循的过程通过应用现有技术知识最终解决问题恰恰相反。
同样，当黑人在按揭贷款中遇到“红线”歧视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服从种族偏见的个体，而是服从贷款分配体系的官僚主义者，该体系所依据的是风险与社区种族构成相关的假定。从个人的失望到对偏向的认识的飞跃是困难的，公众对体系存在缺陷的认识的统一也是缓慢的。在这一案例中，最终也出现了变革，而且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合理的。但正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态度的改变，它需要对技术体系进行再造，重新计算风险，重新定义社区总之，改变抵押贷款的整个理论基础。
揭穿形式偏向体系的合法性面纱，不仅对普通公众而且对政治哲学家来说也是困难的。这解释了他们为何偏好从实质偏向案例中得出的例子和问题。但随着技术体系的设计变得越来越有争议，这种偏好越来越没有意义。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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