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貌似正确。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与本书所关心的东西有关，即技术体系中公共理性的作用与更常见的政策和法律上的辩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虽然阿伦特既未抓住其含义，也没有促使其政治理论的追随者对此有所认识，但她隐约预见到了这一差别。阿伦特写道：“然而，这个(公共)的世界与地球或自然是不一样的…它与人造物、人类双手的制作以及居于人造世界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更为相关。在世上共同生活的基本意涵在于，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与人之间，就像桌子置于那些围坐其旁的人们之间一样。如同每一个在之间(in-between)一样，世界让人们相互关联，同时又将他们相互分开。”②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公共判断的领域：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相互关联和分离”的“物的世界”，但只有前者出现在当代政治判断理论中。这种单向的发展可以从第一章讨论的实质偏见和形式偏向之间的区分来解释。
回想一下，实质偏向涉及偏见，而形式偏向则通过管理“物的世界”的理性程序得以强加。民权运动已经使我们惯于通过道德抗议反对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中的实质偏向。在这些情况中，抗议的发生显而易见且不假思索。当黑人被要求坐在公共汽车后面或者使用单独的洗手间时，即使在受到普遍谴责之前，没有人会怀疑歧视行为的动机和意义的存在。
242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166
① Alessandro Ferrara, Justice and Judgment: 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the Judgment Model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 7.
②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