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马诺瓦反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将政治哲学建立在一个独立于域境的正义概念之上的尝试。她批评了这种观念：在形式权利层面上的理性共识能够弥补在实质性世界观中普遍信念的瓦解。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评判社会安排的政治争论而言，没有一种不容侵犯的姿态可以凌驾其上，即便哲学家的权利所赋予的姿态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是放弃正义概念的理由。相反，作为一项针对压迫和歧视的公共辩论所涌现出的成果，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世界中。这就需要转换焦点，即从由特定的社会身份抽象出的积极的正义理论，转向反对不公正地对待身份低下的个体的抗争理论。“因此，批评的规范性目标并非就正义原则表达或产生社会共识，而在于揭示和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历史模式。批判及其所引导的政治行动的恰当的目的是解放，而不是正义。”①
在这里，阿兹马诺瓦将自己与哈贝马斯、霍耐特(Honneth)及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之类的批评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恢复对社会与经济的支配和剥削的结构性根源的关注。这使得她不仅要消除普遍化的主张，而且要摒弃社群主义和社会心理的规范性概念。不公正无法通过承认共同体或个人具有特定身份而得以克服。相反，就其作为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内结构性地位的刻画而言，身份与不公正是相关的。用以承认这些地位的标准来自由社会实践而非传统所形成的修辞背景。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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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na Azmanova, " Social Harm, Political Judgment, and the Pragmatics ofJustification," in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Human Rights, ed. C. Corra-detti(Dordrecht，Netherlands:Springer，2012)，117。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命题，当然，阿兹马诺瓦在她的文章和书中也为它们作了详细辩护。然而，不管她发起的辩论的结果如何，她的立场对我来说是有用的。要重申的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正义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技术统治论的教条主义面前，自下论证抗争的合法性在方法论是重要的。如果反科学的观念普遍发展到有损于大多数公共干预，这可能会发生改变，但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