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法国住房部的综合集会上的一个传单写到：“在公务员为社群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各种繁文缛节也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角色的错误概念以及在决策和执行中缺乏协商的结果之一是，我们非但没有成为城市事务和住房发展的动力，反倒成为每个人都乐见其消失的发展障碍。”①作者继续呼吁人们改弦更张以使其活动更富成效。显然，在这类例子中，技术体系的抗争使整个社会纠缠于规范性的自我反省之中。
即便不是那么显著，STS本身起源于与官方科学政策相类似的幻想。韦博·比耶克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许多其他学习科学和工程的学生被吸引到当时的“科学-技术-社会运动”之中，该运动对核电、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发出了质疑。STS由“走进学院”所唤起，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科学和技术更精致的理解。因此，至少对于比耶克和他所说的同事们而言，STS打上了早先激进的专业精神的烙印。②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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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 Andrew Feenberg and Jim Freedman,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 96 – 97, 我的翻译，原文参见 http://edocs. lib. sfu. ca/cgi-bin/Mai68？ Display=971，image 13-14。
②Bijker，OfBicycles，Bakelites，and Bulbs，4-5。有关抗争的早期传统，参见David King and Les Levidow, “Introduction: Contes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Science as Culture 25, no. 3(2016):367– 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