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关系可以从三种类型的技术体系市场、管理和技术的示例中得到说明。
抽象，规定/义务。通过抽象的操作，技术上与现实相关的方面得以识别并从其直接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还为其提供各种技术要素并对这些要素的意义予以说明。例如，收集木材生火就将木材与自然环境隔开了，这对应着一种从认知上抽象出某一给定整体的操作。显然，这事实上是一种与认知相关的活动，因为能动者会把他或她所做的事情解释为“收集木材”。这项活动既提供木材，也提供了一种标准来判断其是否足以满足其目的也就是说，它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义务”的规范性框架。“如果木头是湿的，它就不能达到目的，行动者必须重复这一操作。”
在现代社会，专家和非专业行动者都能很好地理解技术的抽象性。设计师从其设计对象中抽象出有用的属性。结果对象(最终产品)的用户对其自身行为的理解由其他方面抽象而来，有赖其在特定技术层面的解读。
这就产生了管理用户实践的战略与规范性义务的混合体。义务关系源于设计，而这决定了这些实践与被恰当的体系功能设计所禁止的错误实践的相互关联。这些相关联的范畴产生了一个专业行动者与非专业行动者之间的分歧可以得到阐明和辩论的场域。
转译，层面/价值。授予技术客体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理性操作称为转译。例如，一个店主收到若干箱货物并销售。我将这个过程称为“调节”，它与这些货物如何被处置而对最终买家具有吸引力相关。通过以特定顺序排列货物，调节将美学价值转译为实践形式。货物并非随意(如“直接地”)地陈列，而是在其商业展示中获得了暂时的审美层面。类似地，所有的技术设计都包括将话语上形式化的伦理和审美需求转译为物质或组织形式。在这些过程中，价值被赋予人造物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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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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