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艾伦对哈贝马斯的纲领作出了批判，但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留着忠诚：她预先假定了规范性和技术合理性的明确分离。这一假设将批判理论带入主流政治理论的轨道，分享了社会契约论令人难以置信的遗产，即政治源于人们之间的无中介关系。由于政治理论将其技术基础当作外生变量，这就使得不参考技术合理性而讨论规范成为可能。有一种默认的共识是，在制度界定的限度内，无论强加于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制度的技术逻辑都能起作用。由于政治理论将界限的界定留给了专家，最终得出了保守的结论。对于由不断受到公众质疑的技术体系所构成的现代社会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
被忽视的事实是，进步的障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障碍，而是已经被嵌入到技术体系的设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步主要是通过技术体系的变迁，而不是民主理论所关注的法律和政策的变革来实现的。把进步的技术条件当作外在的“事实”，掩盖了民主抗争对变革技术基础本身的作用。②
例如，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考虑到了“黑人生活重要”(the
结论：进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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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②David Ingram, Habermas: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262-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