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论点加强了艾伦对霍耐特的批判，也有助于解释她所赞同的福斯特的观点的一个方面，即他相信对辩护的需求是内在于人性的。社会生活发生在一个“理性的空间”中，人们在这个空间里，提供和接受辩护。在这个问题上，行使权力将涉及限制能动者(agents)对那些服从者所诉诸的理由。艾伦反对福斯特像霍耐特一样忽视了主体性的构成问题，对此她根据福柯的社会实践理论作出了阐释。①如果进入理性空间的主体为了对权力做出反应而被预先构建，那么理性和权力就不可能被分开。人们甚至可以说，理性只是权力赋予自己的权力补给。这似乎是一个与批判理论不相容的直截了当的相对主义的结论。阿兹马诺瓦的方法提供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替代方法，它关注的是理性的空间对域境的依赖有何意涵。治理规则决定了实践，而实践反过来又改进了实践智慧的背景。这些实践的规范性意涵得到内化，成为公共辩论的域境框架。这一框架确立了理由空间中的相关范畴。②但此框架并不是确定性的；相反，它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场域。倘若这些实践导致了足够的痛苦，就可以通过它们使其相关的那些范畴对这些规则展开辩论，使它们受到挑战。这可能会触发作为理性空间基石的实践智慧导向的进一步变化，改变了正当性(validity)的边界。新的一系列正当理由(validreasons)变革了社会实践，反过来也改变了治理规则。①合理性的域境性自身体现在理性的空间所认定的理性中。在现代社会，这一空间的边界由社会的合理秩序中所嵌入的实践来设置。技术体系是这些合理性安排的总和。找到裂缝和裂隙，使替代性方案得以穿越和进入并非易事，而必须沿着不满、病态和激进的社会运动的轨道。正如萨特谈及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时所言，社会运动“扩大了可能的场域”。用弗斯特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拓展理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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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Ibid. , 150.
②Azmanova，The Scandal of Reason，224。“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有关公司之类的技术体系作了类似的论证。“如果一个群体的自我理解阐明了他们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将委托理论倒过来用以显示技术的规范性角色，并将其引入到对组织共识的解释中…一旦某个设备成功安装，它所支持的规定就可以提升为意识，作为组织背后的规范性共识的具体内容”(Feenberg，AlternativeModernity，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