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批评了阿克塞尔·霍耐特的说法，即规范的进步具有不可逆性，因为它作为集体的社会记忆保留下来了。对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来说，具体地解开理性与权力的纠缠，是不能遗忘的。②即便在其他层面上可能出现衰退，这一“学习过程”依然是单向的。但事情果真以这种方式运行吗？譬如，废除奴隶制的规范性力量原本持续存在于社会记忆中吗?我不以为然。这仅仅是福柯所说的至高权力(sovereignpower)的一种效应吗？
再者，这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社会、法律、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一个规范性的彻底而深刻的进步，以至倒退是不可思议的。换一种方式来说，不论是记忆，还是权力，都不可能使规范的进步不可逆转。因此，它必须被嵌入到技术体系中，即进入福柯所称的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他强调，这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分散和非个人化的现代权力形式来实现的。
我们不仅是作为废除奴隶制的世界的主体产品，世界也因这一规范的成就而发生转变。无论是在我们的心理，还是在我们的技术安排上，这一成就都可以从第一和第三人称的立场加以验证。规范与事实的纠缠根深蒂固。福柯对此问题未加详细论述，但是对于艾伦的立场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它至少是通过这些实现使一些变化成为可能的进步本性。
结论：进步的问题
279
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认为商谈伦理学有足够的资源可对它进行彻底研究。颠覆歧视的世界观是重要的，但对同性恋者和“差异”他者的仇恨背后的替罪羊的心理机制并未简单地坚持用退化的信念来解释。
② Allen, The End of Progress,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