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今天的伦理“质料”是基于技术的。如果没有对技术体系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理解，就不可能恰当地把握伦理问题。由此造成的一个风险是信息不健全的断言，诸如哈贝马斯关于什么是和不符合劳动分工的主张。或者像霍耐特在讨论社会记忆与物化时那样，将技术体系与复杂的规范性相关的方面约化为心理学。②相比之下，批判建构主义在技术体系的转变中追随的是“理性的足迹”。
进一步推进这些转变的动力并非来自外部，来自精神运动或传统政治，而是来自内部，涌现于技术体系自身之中。为了适应一个物化的世界，经验被重新塑造，但却超出了它被约化成的功能性要素。随着更多有效工具被开发并拓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有些人对指挥他们作出选择的这些前提假设并不认同，他们对设计工具所服务的目的提出了质疑。生活世界与技术体系之间内在张力引发了以寻求取代市场需求和对劳动的控制为进步标准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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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Ingram，Habermas，324。其中对于哈贝马斯的形式主义的几个方面的彻底的批判，可参见175-191，253-265。
②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Will Have to Read Lukacs," in Handbook for Critical Theory, ed. M. Thompson(New York: Palgrav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