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在的抵抗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它对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劳动条件作出了回应。在社会主义的消长中，其目标并没有退缩到早期的社会形态或将道德价值观强加于资本主义，而是推翻工业发展的控制结构。今天，我们看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不仅仅是工厂，都涌现出对合理性的人造物和体系的抵制。这一抗争揭示了技术合理性在社会世界中得以实现时的规范性。
建构主义的不确定性概念解释了在技术体系的设计中成功地施加公共干预的可能性条件。这个概念描述了技术发展的偶然性，并从技术统治论的假设中释放出了对设计过程的分析。建构主义的观点主张，针对不同的社会影响，技术体系通常存在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性设计；因此，凭借纯粹的技术考量并不能对成功的设计作出详尽的说明。非充分决定性意味着，技术的轨道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反过来将规范性的抉择从技术决定中解放了出来。这具有解放性的政治影响：不存在“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有很多域境依赖的道路可以从中选择。现存体系的轨道并不必然决定未来。公众的行动可能将社会置于符合不同价值观的不同的轨道之上。
历史经验表明，包容性、人的能力发展和对健康等合理的自我利益的关切激发了对变革的进步性要求。技术安排稳定地围绕特定的技术代码，以多样化的方式实现了闭环。建构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对我们理解这些价值观的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规范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隐性的。有关技术争议的案例研究应该承认这些规范性问题及其后果的存在，并认识到一种进步性的闭环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对进步概念的界定对于公共干预必不可少。如果人们不相信他的抗争是进步的，就没有人会为变革而奋斗。
结论：进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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