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是启蒙运动为理性加冕的伟大例外。他在其两本著名的论述(Discourses)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合理性批判。这两种批判预示了后来几个世纪探索的主要替代选择，并仍然被不同的批判形态所表现。他的第一个论述，即《论科学和艺术》(Discourseon the Sciencesand the Arts)谴责了以德性为代价的知识发展。“我们有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我们不再有公民。”①这是对专业化知识和劳动分工的存在论后果的浪漫主义批判。在后来的浪漫主义批判中，激情和爱经常被卢梭归于德性和公民身份。“庸俗”(philistine)理性的选择，而不是激情，证明了对一个安全的、顺从的资产阶级生存的偏好。对那种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和艺术的、政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它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但对现代社会组织的直接影响则微乎其微。②
类似的批判在某种后现代的或后殖民的理论中也能找到。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合理性被压缩为诸如西方的或父权的意识形态，或仅仅是权力关系的非合理性的(nonrational)起源时，它作为合理的特殊特征就被忽略了。①这种批判难以置信地将实质性偏向归于合理的体系，并因此否认合理性本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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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trans. R. D. Masters and Judith R. Masters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69),59.
②Michael Löwy and Robert Sayre, Romanticism against the Tide of Modernity, trans. C. Porter(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