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左派身上遇到了这条进路，例如在蒲鲁东(Proudhon)那里，蒲鲁东将他著名的书命名为《财产就是盗窃》(PropertyIs Theft)。但是如果财产真的就是盗窃，那么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和幸存就是不可理解的。没有社会秩序可以建立在简单的掠夺基础上，像资本主义这么复杂的体系当然不是。对诸如市场、技术和管理这样的合理体系的有效批判要求一条不同的进路。细微的分析一定能在合理形式的具体实现中找出偏向。
卢梭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引入了一种批判的策略来批判对合理性的抵制。这个文本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和合法性的问题。在一个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国家代表合作和道德的原则；它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公民秩序的框架。但是卢梭认为，创造了国家的社会契约在法律上(dejure)保护了财产的不平等划分，而财产的不平等划分在事实上(defacto)是在引入一种法律体系之前就被强加了的。因此国家的合理形式掩盖了从暴力的过去继承来的不合理的内容。②事实上，卢梭没有断言社会契约就是真实的事件，而毋宁是暗指每个现实存在的国家都继承了非法暴力的成果。为了保存暴力的成果，国家不断地强化其固有的不公正，即便它建立起了一种道德秩序。
第一章 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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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方法暴露在衰退的风险中是非常真实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可以诉诸科学研究来保卫他们在学校教授“智能设计”的权利。
②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157-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