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行动不仅通过因果性的反馈返回来困扰着我们，而且它们也改变了世界的意义。交通与通信的新技术便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铁路、汽车和飞机极大地缩短了对距离的体验。我们生活的空间坐标：“远”和“近”，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祖先。随着多元文化世界从古老的单一文化中浮现出来，电子通信也产生了同样引人注目的效果。多亏了电影、个人的移民和旅游，今天的普通人，比一个世纪之前除少数冒险家和殖民地官员之外的所有人，知道更多国外的风土人情。此外，新技术把办公带回家庭生活，并把创新行为和私人的想象推向公共领域，颠覆了公与私、工作与家庭的熟悉区分。
甚至自然的意义也受技术改造的支配。例如，在怀孕早期，就能利用超声波辨别出胎儿的性别。在美国，由于性别而流产胎儿的父母相对较少，但这是可能的事实，把上帝的行为转变为人类的选择。从前是机遇的问题，现在可以得到计划。甚至不寻求或不运用信息的选择成为有利于“自然”的一种选择，而在此之前，根本无法参与选择。我们的社会已经使生育技术化，因而改变了技术对每个人的意义，包括绝育技术在内。①
行动悖论在身份认同的情况下也成立。猎人用枪打死一只兔子，只是稍微感到猎枪的反冲。但是，这种行动确实对他也有影响：就他的打猎而言，他被定义为猎人。这种技术对身份的反作用，刻画了每个人的生产活动。总而言之，你就是你之所为。
导论：技术与人类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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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这种变革的最大限度归功于技术，但是，人类总是有兴趣战胜自然的某些方面，即使运用简单的手段。对于身体而言，这特别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