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沉思它的时候，我想起了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演讲中所讲的暗示性言论。他描述了早期现代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早期现代国家试图规范社会生活，而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开放自由经济交换领域来统治。这是两种“治理艺术”，或用他的术语说是“治理术”的体系。突然，福柯岔开话题，就像他在这些演讲中经常做的那样，宣称社会主义缺乏可比较的治理艺术。它仅仅模仿早期现代国家关于普遍规则的尝试，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在自由主义国家所建立的自由交换的领域，但它没有自己的原创艺术。①
苏联解体之后，那些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人，的确多半探寻规范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替代方案，即确认了福柯的批判。但是或许技术政治勾画出了今天已经以胚胎形式存在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治理艺术的轮廓。福柯自己描述了围绕医学和监狱的斗争，它们在反对自下而上的知识屈从于官方科学方面类似于当代技术政治。这些斗争在福柯的时代局限于少数制度，但是现在，它们以或多或少冲突的形式散布在更广泛的领域。诚然，这些斗争是非革命的。它们远没有经典的劳动斗争具有破坏性，但是它们对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们将不同形式的知识引入到交流中。这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的社会来说是新东西。我将在第七章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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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Paris: Seuil/Gallimard, 2004)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