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斗争带来了改革而不是革命。想想这些变化，比如妇女的新角色、环境改革，以及互联网用户出于交流目的对互联网的占用。正常的是，这些变化被一个仍然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能够适应新的约束。只有彻底失败的想象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框架的持续存在而将这种划时代的变革仅仅作为“改良主义的”而摈弃。①
民主干预在避免了僵化的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会有更深远的结果，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摧毁了苏联的实验。有些反官僚化的措施在工人控制的实验中是为人所熟悉的。在必要的时候，企业的民主化是不够的。它的相关性在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被专门知识日益增长的作用所挑战。并且，它没有解决现代技术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外部因素。
但是假设一种反官僚化的社会主义让政府面临像福柯所分析的那样的挑战，这将使技术政治从技术正常性的断裂向一种标准的技术生活方面转化。在这些情境下，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展出一种在技术体系的制度中，以外行和专家参与者之间流动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原创的管理艺术吗？
第一章 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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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连接民主政府和社会运动的谈话过程(根据定义)总是未完成的……它不再是改革反对革命或革命反对改革的问题，而是在另一个中使一个行动，是将这个运动的表达能力转化为社会治理形式的问题。”Antonio Negri and GiuseppeCocco,GlobAL: Luttes et Biopouvoir à l'Heure de la Mondialisation: Le Cas Exemplaire del'Amerique Latine, trans. J. Revel (Paris: Editions Amsterdam, 2007),211(我的翻译)。当这段话表达了一种接近我的立场时，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技术和技术斗争有着不同的理解。参见 Matthew Greaves，“The Rethinking of Technology in ClassStruggle: Communicative Affirmation and Foreclosure Politics," 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 Soceity 27, no. 2(2015); 195–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