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体系的实际合理性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经济的、管理的，还是技术的，其本质上都是社会技术体系。这正是卢卡奇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物化的合理性。他认为，无产阶级能够通过革命行动使这个体系“去物化”，尽管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说明去物化的体系包含些什么。我这里试图在不同的历史域境中更新这种理论。
这条进路使得所谓的“去神秘化”成为可能，这种“去神秘化”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显然区别于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这种哲学分析，通过关注技术体系在塑造现代性和对其设计的社会影响时所起的作用得到补充。不再有特权领域，比如，马克思研究为反对统治而斗争的工厂。围绕诸如分娩程序或有毒废物之类的议题展开的社会斗争，也抵制主流设计的偏见和强加新的社会需求的企图。在此基础上，批判理论可能会卷入围绕种种技术议题的争论。
我在一些讲演中，向没有批判理论背景或建构主义背景的听众论述了现代技术的伦理和政治维度，接下来的导言部分就以这些讲演为基础。最初只是2009年在巴西利亚召开的“社会技术网络”(Rede de Tecnologia Social)国际会议上的一次报告，此后，进行过多次修改。后来，部分内容纳入到《质疑技术》的前言里。熟悉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有些重叠，但这里有新的成分。本章引入了在后面章节中进一步阐述的技术行动和民主概念。
第一章论证了福柯对诸如犯罪学和精神病学之类的技术规训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技术的批判有着深刻的关系，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掩盖了这一点。他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
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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