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一点也不避讳，“我简直就是尼采派”![82]甚至，“1950年时,我就是一个尼采式的共产主义者”[83]。将《性史》第一卷命名为“求知意志”，就是他向尼采的公开致敬。或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才将福柯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尼采信徒”[84]。相比之下，德勒兹关于尼采对福柯的影响的讨论要更具体一些，在他看来，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关系性力量的观念。“福柯的权力，如同尼采的权力，并非归结为暴力，也就是说，并非归结为力量与生命或客体的关系，而归结为力量与它所影响的乃至影响它的其他力量(激励、引出、促成、诱发等情感)的关系。”这是对的。福柯理解了尼采对现代权力发生作用的更深一层构境意义，即权力不再是直接的对象性控制，而是力量关系中的布展。二是力量与形式(forme)的关系。在福柯那里，“一切形式都是力量的复合(composé)”。这是非常深刻的指认，在尼采一—福柯那里，形式不再是外部的给予，而是塑形建构过程中的不同的角逐力量复合。三是主体的构成，即福柯从尼采那里获得的从生命的可能性到“生存方式(modes d’existences)的创造”[85]。主体不再是一个自古恒在的实存对象，而是不同时期“生存方式”的历史建构物，由此，福柯才会发现，今天的人类主体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生存方式中的“晚近的发明”。
导言: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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