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的判断，福柯与马克思关系的根本改变显然与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相关。在这种发生在现实中的全新的阶级斗争政治实践中，与利奥塔、朗西埃等人的“去马克思化”(杰姆逊语)[90]的思想倾向不同,福柯反而开始重新阅读和思考马克思的文献。[91]这可能是他在理论上开始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现实基础。从《规训与惩罚》一书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式方法，通过深刻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很快塑形出福柯分析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软性统治本质。当然，即便如此，福柯也不是直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1975年的《关于监狱的对话》中，福柯十分坦然地表白了那时自己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他形象地说道，五月风暴之后他与马克思的关系还是“有些游戏的成分(sortedejeu)”。游戏的意义在于祛序，游戏关系正好解构教条构架和传统解释话语。所以在官方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学”的编码中，他必定不可能被认定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引述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运用马克思被激活的方法。
我经常引用马克思的概念、词句和作品，但我并不觉得非得加上一小块论证标记：也就是说，在引用马克思的话时，仔细地在书页下端加注出处，再对引言发表一番赞赏的评价。若这样做，就可以被看作一个了解马克思、敬仰马克思、被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所尊崇的人物。[92]
“非正常”的福柯不愿意这样做。他说，自己“引用马克思的时候并不指名道姓,也不加引号(sans mettre de guillemets)。由于一般人辨认(reconnaître)不出马克思的文本(textes deMarx)，我于是就成了从不引用马克思的人”[93]。那为什么不直接引用马克思呢?福柯给出的理由倒也十分有趣。他有些机智地反问道：一个物理学家在从事物理研究的时候，无疑将大量用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科学原理，难道他们有必要直接引用原文，再加上引号和注释，并辅以大篇幅的赞扬来宣示对大师们的忠诚吗？因为在福柯看来，马克思已经像无数科学大师一样，他的科学方法和观念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不需要加以标注的共有财富。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对马克思如此，福柯在自己的言说和写作中，常常有意不摘引名人名言，也因此，有人将福柯的著述称为“无参考点的言说”[94]。在福柯的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马克思不直接在场的方法论在场。特别是在1979年1月10日福柯开始的题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演讲中，他明确指认不能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传统中的那些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虚假的普遍概念出发，而要真正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去，才能掌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机制。这个有着特殊构序意义的实践，就是马克思所直接面对的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指认的18世纪以来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虽然在这里，福柯仍然没有直接引述马克思的任何词句，但在他的内心里却始终坚信一个事实：“如今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运用到直接地或间接地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一系列的概念(kyrielle de concepts)，也不可能不置身于一个马克思曾描述、定义过的视域(horizon qui a été décrit et défini par Marx)中。”[95]马克思的词句可以不在场,但确定无疑的是,马克思的方法论之思已奔涌在福柯的思想血液之中。用库兹韦尔的话来讲，此时的“福柯暗中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96]。当然，依我的特殊定位，这是特指福柯1968年以后的思想构境。
导言: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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