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福柯告诉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都是这种考古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尝试。福柯这个厘清显然是事后的重新拔高。也因为它们仅仅是局限于某一领域中的“局部勘探(l'exploration très partielle)”,所以,它们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自洽和自足”;故而，这些文本中如果包含了一些局部性的“裂隙”，那是十分正常的。显然，他并不想因此而道歉。这是多么居高临下的一种低头姿态。
青年福柯硬要说，他在档案考古研究中真正关注的是话语事件的塑形(formation)和实效(positivés)问题。这一小目的标题就叫“话语的塑形与实效(LES FORMATIONS DISCURSIVES ET LES POSITIVITÉS)”。中译者将此处非常重要的formation一词译作配置，错失了福柯这里的基本构境意向基础。福柯说，这让我们从“文本”、“著作”和“科学”那种“传统单位”(unitéstraditionnelles)的文本释词解义的诠释学困境中摆脱出来，进入真实面对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考古学领域，由此，才有可能捕捉到那些真正决定了话语生成的功能性的规则(塑形机制)。首先，考古学是反对解释学的，这一点福柯还有更细的说明。其次必须指出，塑形范式是西方哲学中早已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它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后来又在众多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辨演绎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劳动塑形语境中，它触及了实践存在论的根本基始动因；其后，塑形成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意向构式的内在支撑点，以及海德格尔交道—关涉创世论的基础。我想，福柯此处对塑形概念的使用，标志着一种重要转型，即从外部结构的刚性决定转向功能性的话语建构场突现。
青年福柯指认，话语塑形有四个重要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从一个话语所有对象的塑形规则(la règle de formationdetous ses objets)方面限制该话语；第二个标准从它的所有句法类型(types syntaxiqu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第三个标准从它所有的语义学(sémantiques)要素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而第四个标准则从它的所有运作或然性(éventualités opératoir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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