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上述向话语事件的转换,现在，青年福柯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认识型概念。正因为话语事件是当下建构和解构的，所以，认识型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一种话语事件随时可能被激活的外部因素和条件。认识型或许并不直接是话语事件，但却会是话语当下发生的条件。可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现的话语事件本身常常无法入史，或者说，真实的思想构境从来都不可能被如实记载，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让话语和思想得以塑形和发生的一系列的条件和运行规则的物性遗迹(“第三持留”)。也是在这里，福柯突然说，
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踪迹所保留下来的文本的总体(la totalité des textes)，而是一系列规则(règle)，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解体(effacement)，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物(d’événements et de choses)的悖论性存在(existence paradoxale)。[27]
显然，这里的“档案”是那个略显刚性的认识型在历史研究中的弱化替代物。要在档案的因素中面对话语事件，就不能将之直接当作事实记录，而应视其为已经不在场的话语事件的遗迹(monuments)。福柯专门指认道，“遗迹”的说法应该归功于康吉莱姆。霍奈特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词语挪用。[28]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显然不熟悉所谓“第三持留”的这种特设的遗迹性。遗迹如果不能重新激活话语事件场的重现，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是在这个构境意向上，青年福柯呼吁人们摈弃传统历史学和哲学中那种地质学的隐喻,即探求“起源”和“本源”(archè)的开端和原初情境。青年福柯认为,他这种重新构境中的“档案”，正是考古学(archéologie)研究的对象。这倒是一个重要交代。
附文一 科学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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