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批评从来就不是为了将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而出场的，分析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护作者的同一性，而恰恰是要深究已经离开作者、杀死作者的文本的话语塑形结构，是要思考作品何以能被如此构式起来的过程和原因，是要透析作品构境的内在形式和复杂关联。我们能感到，这里的批评背后其实就是他所谓的考古学和后来的谱系学建构的批判现象学。
由此青年福柯发问道，每当我们讨论一个作者时，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在这里，他再一次列举了尼采作品全集整理出版中发生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正是此时他与德勒兹正在紧张从事的工作。[16]面对大量不断被新发现出来的尼采文献，
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说“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这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一个人在他死后会留下千百万线索，只要我们考虑一部作品如何从千百万线索中提炼出来，这些实际的考虑便无休无止。[17]
不难看出，这还是他在上述回应文章(《科学考古学》)中已经涉及过的那个“全集不全”的观点，即一个思想家作品中的统一性必然是后人阐释性操作(opération estinterprétative)的意识形态统摄结果。批评的任务，说是要除去作品重构中存在的遮蔽断层和空白的迷雾，让作者不在场的真相呈现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作者的名字(nom)的空心化问题。又一个奇怪的概念!他的追问是:“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如何发生作用?”青年福柯自认为,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专有名称(nompropre)的问题:“专有名称(包括作者的名字)不是一种单纯的指称,它还会是一个指示功能的他者(d'autresfonctionsqu’indicatrices)。”[18]专用名称并不简单是指它自己,它还会具有一种反指关系中的他性功能，即“表意之外的功能”。譬如作为专有名称的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就不仅仅是指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的名字,它表征了包括“《基始分析》(LesPremiersAnalytiques)的作者”或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创始者”这种名字之外的相关联的一系列学术事件。同理，哥白尼、康德也不只是这两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表征科学革命和认识论革命的话语塑形和整体构式转换事件的专有名称。此时此刻，作者的名字早已是一种处在作者个人存在之外的学术他性存在了。
回到福柯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