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urs psychanalytique) [29]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出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作为作者和写作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作为“话语方式的创立者”的身后，出现了整个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话语实践，这两种学术话语塑形与构式产生出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历史也已经证明，他们带出来的这种新的话语实践甚至影响或者说改变了世界和人的存在。青年福柯告诉人们,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后面，他还可以开列出一个无穷尽的名单，如伽利略、居维叶(GeorgesCuvier,1769—1832)、鲍普(Franz Bopp，1791—1867)和索绪尔，等等。他们都不仅仅是文本作者，而是世界的改变者。这又是那个话语决定现实的唯心主义残迹。福柯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绝不是观念话语方式直接作用客观社会存在，而是通过转化为物质实践对象化地真正改变存在。
青年福柯指出，除了话语方式的创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即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对创始构境的“回到开端”(retouràl'origine)的努力。可以说，本书也是这种努力的尝试。青年福柯说，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nécessitéinévitable)”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话语创始的原初语境。福柯特意强调，话语实践者的这种“回到”完全不同于(distinguer)科学活动的“重新发现”（redécouverte)或“重新现实化”(réactualisation)。[30]青年福柯辨析道,科学活动中的所谓“重新发现”,在于与通行知识形式的类比或同构，是它们容纳了有关已被遗忘的或默默无闻的人物的看法;而“重新现实化”则是指“话语被嵌入概括、实践和转型的全新领域”。[31]话语实践构境中的“回到”与上述二者都不同,之所以需要“回到原初语境”，倒不是因为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困难或是有什么其他障碍，而是由于话语实践本身的“本质的和建构性的遗忘(oubli essentieletconstitutif)”。显然，这个遗忘是海德格尔式的。
实际上，创始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受制于它自身所产生的 存在之遗忘(être oublié)，这些遗忘从创始行为中发展而来，同时也导 致了该行为的偏差(dérive)与曲解(travestit)。这种并非偶然的遗忘必 须由某些精确的操作(opérations précises)加以调控，这些操作可以在向 着创始行为的回归中，得以定位、分析和化约。遗忘所设下的障碍 (empêchement)并不是从外部添加的(surajouté de l'extérieur)，而是从 所探讨的话语实践当中兴起的，正是话语实践为它立下了法则。遗忘 既是导致这障碍的起因，也是消除这障碍的手段，还要对妨碍回归创始 行为的阻碍负责，只有通过回归才能得以解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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