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记录上可以看到，在戈德曼讲完之后，福柯立刻做了如下的回复:首先，“我在作品中从未使用过结构’一词(mot de structure)。你们可以在《词与物》里找找看，你们是找不到的。当时我就想避免结构主义的整个弱点。你根本不能称我为结构主义者”[42]。这是福柯在公开场合明确拒绝对自己的结构主义标签。但是，从我所做的《词与物》一书文本词频统计的结果来看，福柯在全书中共51次使用了structure一词。应该准确地说，福柯没有将此词作为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塑形范式来使用。其次，福柯显得有些生气地争辩说,我也从未说过“作者不存在(l'auteurn'existait)”!“我很奇怪我的话总是会导致类似的误解”。福柯自认为，他刚才的发言只是在讨论作者的自行消失(l'auteurdoit s’effacer),或“由于话语的特殊形式作者的消失”的问题，再或者说，是想思考“什么规则使我们能发现作者和书写者的消失呢？这一规则能使我们发现作者功能的作用方式”，即作者功能发生作用的方式、条件、领域。他的言下之意是指责戈德曼连这些重要的区别都无法体知，就更不要谈进入自己的思想构境了。再次，他从来也没有要断言人的死亡(l'homme est mort),而只不过是
从人之死(或人的消失，人被超人所取代)这一主题出发，看一看人的概念的功能的运作方式和规则。自19世纪末以来，人之死的主题就不断地重现。这一主题不是我的主题。我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作者的概念。让我们收起我们的眼泪吧。[43]
福柯的回答显然有些匆忙和敷衍，甚至有些恼怒。
在讨论的最后，学术巨擘拉康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福柯演讲最后对“回归”问题的思考，因为他说自己就是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下进行新的工作的，其实，他所谓回到弗洛伊德就是杀死自己的学术父亲后的重生。所以，他完全能理解福柯的良苦用心。其次，拉康轻蔑地反驳了戈德曼对“结构没有上街”这一口号的肤浅引用，因为在他看来，
附文二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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