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而是档案，即话语的积累存在。
——福柯
1969年,青年福柯完成《认知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一书。正是在这部书里，福柯宣称20世纪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历史学的转向，具体而言，基于从法国科学认识论语境中凸显而出的新方法论，人们已开始关注历史话语塑形中的断裂和中断。福柯断言，这将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观革命，其根本特征就是拒绝先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目的论、起源论、总体性和连续性。此断言的依据，是青年福柯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发现的当下建构和解构的话语实践运行场,而导致话语事件的改变的则是更深一层的话语塑形场转换。这是青年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所真正反思的那种看不见的历史对象。相比之《词与物》，福柯的思想显然发生了方法论上的深刻变化，刚性的认识型已经开始让位于话语塑形和实践构式。这也意味着，青年福柯思想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观念将被真正敲响丧钟。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柯伊这样的判断：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福柯很快认识到，他的著作有所缺欠。表述不仅取决于字词和概念，也取决于实践”[2]。所以，当谢里登说《认知考古学》不过“是《词与物》的一个扩大了的理论附录”[3]时，显然是不对的。我认为,《认知考古学》这部书是福柯写得比较像样的哲学书之一，就这一点，我大体同意德勒兹给出的评介，后者认为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是要“召唤一种使行动言说’无视我的生死而塑形于域外’元素中必然融合革命实践的一般生产理论”[4]。虽然这有些夸张式的故意渲染，但意思却是深刻的。并且，这本书“不只是一本沉思与论述一般方法论的书，它是一种全新的方向，并如一张新的褶页般反过来影响先前的作品”。[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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