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献被非反思地同质于历史事实，史料被直接等同于客观的历史曾在。福柯说，在这种传统历史研究面对文献的态度中，
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刻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的形式表现出来。[9]
在这里，人们无意识地排除了历史记载中的主观故意和更大社会圈层中的意识形态强制，忘记了任何史料都只是对一定时代具体生活情境有选择的记载，而事实上任何记载都不可能完全复述和复制生活存在，那些统治阶级不想看到的生活事件是必定不在场的，由此，青年福柯指控道，一种无反思的文献拜物教在这种历史观中居支配地位。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福柯这里对历史文献的反思已经在摆脱观念统摄论，他透视了社会政治统治对历史文献的某种意识形态遮蔽。
其次，历史研究中对研究者本身的拟真建构活动的无意识遮蔽。面对历史文献和物质遗迹，传统历史研究者总是假设自己的工作就是客观地“让这些印迹说话”，通过对文献信息的区分和组合，从中“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总体(constituer enensembles)”[10]。构成总体,即是构成连续的历史。而人们意识不到的事实是，文献研究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历史史料有目的地被缝合，以造就一个合理的连贯性关联的历史总体。由此，传统历史研究中所谓的让史料说话，其本质恰恰是我们自已在重新构境式地说话。对此，马舍雷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对所有的历史学家来说，面对文献和史料，“他根据自己当下关注的内容，重新改组过去；按照他根本爱好的规范，来排列历史的元素。这就是属于他的(sa)科学的逻辑，就是实际存在的(actuelle)历史”[11]。这个观点与福柯此处的想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只能以自己所能知道的生活情境去复建和重构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历史学研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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