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人们总认为“从历史事实出发”会给史学研究提供比神话和血缘亲情关系更准确的客观史实描述，但没有人会发现其中这种“历史事实”本身的被建构中所存在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话语。福柯在此书中28次使用détermination一词。多数也是在否定的构境域中使用的。
青年福柯表示,面对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这一切复杂的思想斗争格局，他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和尼采一边，推进由他们开辟的新历史塑形方法，真正打破历史研究中这种总体性一起源论的“古老城堡”。青年福柯说，他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正是这一努力的体现：其中《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粗粗地勾勒出了这种研究，只是十分不尽如人意。其实，福柯站在马克思一边是刚刚发生的事件。他觉得，自己要进行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出已经发生在历史领域中的新变化，并且，让历史研究真正摆脱人本学的束缚,进而说明“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41]。而在《认知考古学》这本书中，他则是进一步说明自己前期研究成果的“整体联结”。当然，此书不会是对上述三本书的简单重复，而恰恰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勒兹评论说，福柯的“考古学不只是一本深思和论述一般方法的书，它是一种全新的方向，并如一张新的褶页般反过来影响先前的作品”[42]。这是对的。青年福柯坦言：
在《疯狂史》中，对被人们认作“经验”的东西花费了过大的篇幅且令人费解，它想指出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匿名主体和一般历史(sujetanonyme et général de l'histoire)。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l'analyse structurale)，但使用这种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最后，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是在进行文化总体性(totalité culturelle)分析。[43]
而在《认知考古学》这本新书中,青年福柯则明确宣称，他会拒绝研究本身的雷同,并且要开始“采用自己的方法”，以回答人们对他前期研究的质疑。“我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因为每时每刻，本书都在拉开距离，建立自己的方法，摸索着接近自己的界限，与它不想说的东西碰撞,并为确定自己的路线挖沟开路。”[44]显然,青年福柯也在告诫我们，不要用线性的逻辑来座架他的思想，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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