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青年福柯所谓的客体塑形是什么呢?青年福柯举的例子仍然是他最熟悉的疯子被社会塑形的故事。疯子并不是一种实体的物性存在，或者说并不真的存在一个生理和自然存在意义上的疯人。疯子，恰恰是由一种话语塑形建构出来的特殊社会客体。疯子的不正常，是对应于正常人的标准而言;疯子的疯癫，是对应于被规训化了的生活而言的；疯子这个特殊的对象性客体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在心理健康操作中“精神病话语场”对人们进行清查、分类、命名和选择的结果，并且，在这些暴力性的话语塑形过程发生之后,它们还会被“伪装成词和句子”[26]。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一切犯罪痕迹都被清除干净。在青年福柯看来，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话语对象，多半是复杂话语关系布展的产物。这个话语关系以后会被指认为权力关系。于是，过去我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到了青年福柯笔下统统成了话语关系,正是这些话语关系在自己的隐性暴力布展中塑形和建构了社会客体。与此相接近的，还有波伏娃[27]的女性话语塑形—女人不是天生的自然属性，而是父权制下由文化塑形建构起来的第二性。用青年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客体存在于某个复杂的关系束(Faisceau complexe de rapports)的积极状况中”[28]。这里的 Faisceau指的不是一束鲜花中的捆束，这个概念更接近于光学传播中那种由无数光子相互吸引和碰撞而生成的光束。这是福柯话语理论革新中很深的构境层。
我以为,对这个话语的关系束应当给予特别的强调和关注，因为它应该就是对象塑形的本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性映照。需要指出，其实真正塑形和构式社会存在中的客体对象的并非仅仅是话语塑形，更重要的现实基础应该是经济和政治等更重要的社会关系塑形，有如渗透到生活每一个微小细节中的商品—市场关系(金钱王国)，话语塑形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一种话语呈现方式而已。这是福柯此时并没有深入下去的构境层。不过，在他不久之后开始的资产阶级当代生命政治权力治安研究中，这些重要的方面都被认真地思考了。青年福柯进一步说明道，话语关系束并不是指某种在话语运行中将概念或词语连贯起来的凝固化结构，“它们确定着话语为了能够言及这样或那样的对象，能够探讨它们，确定、分析、分类、解释它们应该构成的关系束”[29]。正是在话语事件场中，一种话语塑形的关系束分类、命名、建构了特定的客体存在,这种关系已经不是话语使用的语言,而是“作为话语本身的实践(pratique)”![30]这个实践的说法十分深刻。关于这一点，多斯的两点评论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说，“《认知考古学》的主要创新恰恰在于，它考察了实践。它对实践的考察始于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这个重要的创新允许福柯改变结构的范式，所以它才能超越单一的话语领域，使它与马克思主义更为亲切”[31]。这有一定的道理。二是他认为，当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用话语实践’取代了认识型’时，他甚至走向了唯物主义”[32]。其实，在1980年福柯自己写下的《哲学辞典》的“福柯”辞条中，他就将实践分析法上升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依然用对待所谓疯子的态度来举例的话，人们可以从关于疯子的观念和知识生成的标准去判断和研究疯子，而他自己则是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事物”(aborde les choses tout autrement)的态度去面对——这就是实践的方式。在福柯看来，“这种实践’，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怎样行动和思考的方式(comme mode d'agir et de penser)，它为主体和客体的相关建构(constitution corrélative)提供了可理解的钥匙(clefd'intelligibilité)”[33]。可见，对于实践方式，福柯是相当自觉的。在霍奈特那里，他也注意到了福柯的话语实践概念，但他竟然指认，福柯的“实践概念与阿尔都塞的一样，是把萨特的实践概念重新解释原来的那种结构主义思维框架的结果”。[34]这显然是不对的。当然，福柯这里的话语实践并不等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中的变革现实的物质实践，而是一种走向现实的观念性的塑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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