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场所。[35]这个话语实践很深地链接到福柯未来将进入的生命政治权力布展理论。不过，在这里福柯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个话语实践。按布朗肖的解释，“话语实践是不会供认实情的见证人，因为除了已经说的之外它没有什么可说的了”[36]。在传统的思想研究论域中，话语实践倒是实体存在意义上的空无。
也由此，青年福柯宣称，我们应该解构那些被视作持久不变的实体性的社会客体，甚至我们应该彻底放弃“物”(choses)，“让我们用只显示在话语之中的对象的有规则的塑形来代替话语前物’的神秘的宝藏(trésorénigmatique des choses)”[37]。用塑形来取代物,这是一个明确的消解实体性社会客体的功能性举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实体性的对象消失，那么，那个连续性的进步历史观还能存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在青年福柯的思想构境中，历史存在已经是一种话语实践塑形对象和事件的历史，所以，“写一部话语对象的历史，不是把这些话语的对象深深地插入到它们共同的来源地，而是要展示支配着它们分散规律性的连结”[38]。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自己说，现在《词与物》的相关研究倒成了反讽性的说法了。[39]
其次，与凝固化的实体客体一同消失的还有塑形中的话语主体。这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因为，在非连续性的话语实践中，“谁在说话？(quiparle?)”真成了问题。这个问句，在不久之后题为“话语的构序”(1970)的演讲中得到了深化。此处青年福柯举的例子是自己曾经的身份角色医生。医生是一个主体吗？他说话，他提问，他记录，他诊断，所以他仿佛应该是医疗过程的主体。可是，细细推敲之下我们即会发现，医生其实是由特定的医学话语关系束(内科、外科、妇科和儿科等)建构而成的。倘或允许再放大一点的话，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医学话语，恰恰就是同时代的整个自然科学的话语场决定的。这是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想清楚的事情。所以，
主体的位置(positions du sujet)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所占据的处境所确定：从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提问界限来看，它是提问的主体；从某种信息的序列来看，它是听的主体；而从典型特征的一览表来看，则是看的主体；从描述典型看，它是记录的主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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