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福柯指认道,那些决定了西方17—18世纪资本主义古典时期建构医生主体的所有话语实践(原来在《词与物》中是“认识型”),在现代性开始之后将会被完全改变：“在19世纪初，医学话语的主体可能拥有的各种处境已经得到重新确定,这种重新确定是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感知场的组成而完成的。”[41]这是福柯在向格式塔心理学致敬,医学感知场决定于不同的医学话语实践，19世纪资产阶级医学话语实践的改变必然导致医生(主体)会在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中被异质性地塑形。所以，以青年福柯之见，主体绝不是实体性的永久物，而恰恰是在不同的话语实践中被当下塑形的。真正发生的事件其实始终是话语在说我。我，不过是话语塑形中暂时生成的伪主体。与话语客体一样，这个被话语实践塑形建构起来的主体，“既不认识’,也不是“知识’”[42],而只是当下“塑形和解构,出现与消失”的话语主体。是的，这正是福柯那个作者和主体不在场、“人之死亡”的内在根据。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拉康哲学中那个伪自我—伪主体论的影响。并且，福柯的这一观点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l'idéologie interpelle)主体说[43]处于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之中。
三、作为话语实践的政治策略塑形
如果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与客体都成了话语实践非连续性的塑形结果，那么，传统社会生活中那种支配和奴役实体性主体和客体的机械般固化的统治体制也将随之土崩瓦解。可是，福柯也并没有挑破这道通常历史研究中从封建专制到西方民主制统治的转换背景，因为这正是他所反对的总体历史研究方式。对此，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将是新的现代性话语实践中的策略塑形(formation des stratégies)。福柯在此书中19次使用stratégies一词。策略，某种无形的话语计谋，恰恰也是在实体性社会历史观中无主体的看不见的暴力。我判断，这既是青年福柯第一次直接涉入西方民主制社会中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是昭示1968年之后他的生命政治学全新学术构境即将出场的理论前奏。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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