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福柯说，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医学、语法、生物科学这些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regroupements d’objets)、类型的出现(typesd'énonciation),它们又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44]。根据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写下的论述，我们知道这是喻指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中的话语实践。而且，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肉身统治者有意图制造了这些科学。按照青年福柯的观点，话语实践塑形了客体与主体，同时，话语实践也塑形了一种全新的对这些当下塑形和解构话语事件的支配方式—这就是话语实践中发生的隐性策略塑形。如果说，话语事件场是对认识型本身的替代，那么此处的话语塑形策略则是对认识型规制作用的替代。就在此间，青年福柯突然回到了自已在《词与物》一书中指认由古典认识型规制下的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福柯这里所指认的话语策略例证，是18世纪的语法中“可辨识的记忆主题”，在时间展示自然连续性并且解释生物分类表上现存空白的主题,以及“在重农主义那里，则是多从农业生产出发的财产流通理论”[45]。我们知道，以上三者正是青年福柯所指认的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只不过现如今它们已不再是词对物的一般认识型烙印，而是被视作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构序性话语布展策略！显然，福柯政治学研究中的另一个新动向是，政治并非只发生在政治实践领域，而恰恰生成于那些看起来仿佛不由政治支配的其他中性领域——科学研究、经济关系和言说活动中。在青年福柯看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些策略在历史中如何被分配，这是不是连接它们、使之成为不可避免并准确地把它们依次召到各自的位置上、使之成为同一问题的连续结果的必然性”[46]。此时的福柯已经认识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出现在语言、科学和经济活动中的这些策略并不被直接视作政治统治，可它们恰恰正是无形的非政治生活情境中最重要的统治构序策略。以后的福柯还将意识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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