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在青年福柯此处的讨论中，政治话语塑形一类的思考都还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一切具体的规定性都得到之后的生命政治研究中，才会真正充分展开和完善。
四、作为话语原子的陈述
对自己发明这一套诸如话语塑形之类的新想法，青年福柯显然十分得意。他宣称，将来，像书籍、作品那样可见的实体物将被束之高阁，换句话说，作为传统解释学研究对象的文本将消失，解释学本身从而就失去自身的合法性存在，而我们也将不得不从方法论变革的向度上，直接面对话语塑形这样的建构性事件场。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福柯这一“告别解释学”的举动，他发现，福柯的新历史研究方法“不是利用理解，而是利用解构和消除效果历史的语境”[57]。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是敏锐的。
我们不难导出如下的结论，即只有非解释学的考古学才能面对这种非文本的话语事件场。由此，青年福柯特别强调说，这里的“话语的建构规律(lois de construction)即形式构造(l'organisation formelle)”和“主体的构境(situation du sujet),即标志这一构境的语境和心理核(le contexte etle noyaupsychologique)”,都不是对所谓先天知识(a priori d'une connaissance)的审定,而是在“话语的本身探寻它的塑形的规律(règlesde sa formation)”[58]。令我吃惊的是，situation一词在这里的出现正如我所期望的位置。虽然，这个situation只是作为话语塑形的结果，而非我的构境论中的更高层面。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到，青年福柯这一轮研究方式的转变其实是对文本解释学的最后超越，它意味着一种双重消失和改变：一是文本合法性的消失，直接表意的字词文本为更深一层的话语的塑形构造所取代;二是作者合法性的消失，自主写作和言说的主体被突现的主观构境状态所取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认。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讨论，我们可以在福柯的《什么是作者?》和下面的《话语的构序》中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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