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感兴趣的恰是合理性的形式，人类主体通过这些形式关注自身。法国科学史学者主要对科学对象的建构(constitution d'un objet sci-entifique)问题感兴趣，而我则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认知之可能的对象(objet de savoir possible)，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状况，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161]
这是一个重要的界划：韦伯一法兰克福学派从正反两个构序层中聚焦了合理性的形式，这是福柯批判理论中的核心思考点之一。如果说，福柯的法国老师们在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域中关心的问题是科学本身的建构对象，而福柯则将其推进到主体自身如何成为认知建构和塑形的对象。
但依我的看法，关注主体自身的治理技术是福柯晚年新构式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知道，按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资本主义控制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权力装置正是由以科学认知为核心的形式(工具)理性构成的。事实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甚至整个世界都成为了他们眼中工具理性逻辑同一性强制拷问的对象。福柯说，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构境背景中，他才真正意识到：通过什么代价主体可以说出“自我的真实”(la vérité sur lui-même)？又通过什么代价才可以说出关于自我之作为疯子的真实？这是青年福柯思想构境的起步。疯子是精神病学科学理性话语的特定产物，即不是正常主体存在的“不正常的人”。这实质上正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的游戏:阶级关系、职业矛盾、认知模式乃至整个历史和理性都参加了进来。我推测，这约略是他自己后来对最初的两本著作—《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一种重新认识。
导言: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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