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荒蛮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什么疯狂和疯子的，因为没有建构出一个关于“正常人”的标准，自然就没有不正常的疯狂；而这种在现时代被钉上确凿科学标签的不正常的疯狂，在以前的神性存在中，仅只是一种魔鬼附体的异端而已，只是到了20世纪，才由现代医学给疯狂套上颈圈，把它塑形为自然现象，入序于这个世界的科学真理链。一定的科学话语建构了一定时代的存在，这就是即将出场的认识型文化制约论的雏形了。
继而，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进一步追问“通过什么代价人们才能把说话的主体、工作的主体和生活的主体问题式化(problématiser)并加以分析”？他当时给出的答案是:认识型的座架。这个从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出现的不断爆裂转换中的西方文化认识型，显然不同于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的略显笼统的工具理性构架。由此，福柯才会着手分析古典和现代认识型中“一般语法、自然史和经济学的产生”。对自己的思考之路，福柯继续回忆道：“接着，我提出了关于罪犯和惩罚体系(systèmepunitif)的同类型的问题：怎样才能说出关于自我之可以成为罪犯主体的真实？我关于性的问题的研究则追溯得更远：主体怎样说出关于自我作为性快感主体的真实，以及用何种代价来说?”[164]这显然是指他后来完成的《规训与惩罚》和三卷本的《性史》。这泛指了福柯中后期全部思想时期的学术构境实质。
认知话语对象化的实践
1969年，福柯成为法兰西院士的候选人，候选职位是思想系统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教授。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在学理上，福柯要否定的正是系统的思想研究方式，可是在现实中，他却又不得不去获取这个“坏的”学术权力话语。现实生活中的福柯不得不提供一个以法兰西学院允许的话语构序体系为标准写下的“候选陈述书”。我不能确定，这当中是否存在一定的表演性。[165]文中，他有节制地谈及自己先前进行和未来将开展的研究。因为，虽然福柯此时已经经历了“五月风暴”，而且这场重要的文化革命显然深深触动了他的原有思想构架，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平化和调整好内心里开始涌动的现实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批判的激情。
导言: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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