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我们不要相信康德所宣称的那种理性知识是人获得自主意识的启蒙前提，似乎“弃绝权力是获得知识的条件”[33]。福柯的批判矛头显然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这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攻击方向是一致的。为此，福柯晚年还专门反讽式地重写过一篇《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后文中，我们将专门讨论。福柯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全新的政治统治中，往往事情的真相与表象正好是颠倒的。这又是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式方式。
权力制造认知(le pouvoir produit du savoir,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认知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认知，也不仅仅是因为认知有用，权力才使用认知);权力和认知是直接相互连带的(s'impliquent directement)；不相应地建构一种认知场(champ de savoir)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ne suppose et ne constitue)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认知。[34]
这正是我前面已经指出的重要转变：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讨论了词(认知)对物(自然存在)的暴力烙印，在《认知考古学》中，福柯已经讨论了认知在历史方法论层面有可能生成的隐性暴力，而在这里，福柯更多地关注了认知对社会存在本身的权力支配。
福柯的言中之意: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摆脱了外部专制性的新型的权力恰恰是认知的共生物，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科学认知并非只是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被资本所利用，它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力在根基上是共生共谋的，准确地说，它正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认知一权力关系。由“拷问自然”(培根)而来的科学认知所建构起来的认知场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中新型权力(支配一切的力量)布展的基地，同时，这种隐性的权力也是认知生产的必要前提。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由此福柯才说，对这种新型的“权力一认知”(pouvoir-savoir)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知识主体(sujetdeconnaissance)相对于权力系统是否自由”这一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伪问题的基础上;相反，“知识主体及其对象和模态(modalités)应该被视为权力一认知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转变(transformations historiques)的众多效应”[35]。我已经说过,connaissance一词是福柯区别于savoir(认知)的专有名词，通常更偏向于静态的知识，我更愿意将其意译为知识。福柯在此书中36次使用了connaissance一词。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所要确证的人本主义主体性(个人)，不过只是认知一权力关系的一种场境建构物，认知对象和用以座架存在的塑形和构序范式也都是这种关系场实现出来的效应。这也是对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所指认的“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的具体指证。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中，正因为推倒了上帝，自由的人类主体才得以实现，正是有理性、有知识的人在反抗权力的过程中创造了反封建的认知体系，在祛魅中生成了启蒙的现代科学构架;可是福柯却要告诉我们，“不是知识主体的活动(l'activité)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认知，相反，权力一认知，贯穿权力一认知和构成权力一认知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认知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domaines possibles)”[36]。这是一种稳准狠的迎头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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