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柯之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政治权力的作用点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作为新的统治者，资产阶级
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 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esprit)，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 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de représentations et de signes)游戏。[3]
这个所谓表象和符号的游戏也就是福柯已经指认过的，新的权力不再直接作用于肉身，而将作用于政治灵魂。何以实现？福柯的回答是:资产阶级所借以控制人的灵魂的东西，正是“启蒙思想家(Idéologues)’已经建构的话语”，即在人道主义旗号下的民主与科学的话语。这是令我们震撼的断言！福柯指认道：
这种话语实际上借助关于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借助该理论所重构的系列(séries)和发生过程，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sémiologie)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表面(surface d’inscription);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politique des corps)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4]
我们约略能回忆得起来，所谓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看起来都十分接近于福柯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有关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古典时期中认识型构架的描述。在那里，表象与符号同时被视为词对物的烙印，用以表征一种暴力性构序和支配关系。然而到了此处，福柯却将表象指认为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的工具，表象成了肉体政治学的原则，也由此，福柯才会断言“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这期间，话语与存在关系的构境层显然已经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唯
第十章 遵守纪律:资本主义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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