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层面，精于计算中的“人是机器”，人成为资产阶级权力摆布下自动驯服的政治玩偶。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谋算出来的，在呈现方式上它不仅表现为某种不是统治的艺术，而且还显现为非人为的工具性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韦伯奠定了资产阶级官僚制的可计算、可操作性的逻辑。福柯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古典时期”(17—18世纪)开始，人的肉体就被发现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objet et cible de pouvoir)”。当然，这一次，肉体已不再是专制暴力下被酷刑折磨和杀戮的对象，而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模式中的“被操纵(qu'on manipule)、被加工(qu'onfaçonne)、被训练的（qu'ondresse)对象。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14];被统治者不再是皮鞭和屠刀下“会说话的工具”,而是训练有素的独立法人主体，被启蒙和发动为一台台新型的法理型的政治装置和自动运行的劳作机器。后来，斯洛特戴克曾经将这种资产阶级的新型奴隶式主体性建构描述为：“让发号施令者似乎进入了听从命令者的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听从命令者的服从和让步看起来就像听从了某种内心声音一样。”[15]这个观点是深刻的。
福柯声称,拉美特利[16]的《人是机器》(Homme-machine)正是有关这种“精于计算”的社会控制方式转变的深刻写照。他说，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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