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对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Réduction matérialiste)，又是一般的训练理论(théorie générale du dressage)。其中心观念是“驯服性”(docilité)。该书将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驯服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装置(automates)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poupéespolitiques),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modèles réduits)。[17]
这里的Réduction matérialiste可以视作一种哲学立场的公开宣示。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福柯思想构境的三重断裂:一是《词与物》中认识型(词)对物性存在(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构序；二是在《认知考古学》中认识型回缩到话语塑形和文本档案的重构；三是这里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资本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控制和支配——机器般运转的唯物主义观察。每一步都是一种新的异质性构境突现。
福柯这里的解读是否切中拉美特利的原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过度诠释的文字的确揭示出今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本质。在福柯看来，“人是机器”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人已在新的肉体控制方式中成为某种自动运转的装置，实现其自动运转的核心机制就是作为政治玩偶本质的自我驯服。在此书中，福柯10次使用这个automate，13 次使用docilité一词。据马舍雷的判断，福柯的自动装置一说也与斯宾诺莎相关，“在斯宾诺莎最负盛名的论述中，即他把理解能力看作是精神的自动装置’(automatespirituel)。通过这个自动思考的机器的比喻，就把认知的起源和一种特殊的技术’联系了起来，即同时关于认知和权力的技术”[18]。然而，这种自我驯服是如何生成的呢？这正是福柯此书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福柯告诉我们，在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体成为如此专横干预的对象，史无前例”。这个“史无前例”指的并不是通过外部暴力方式加诸肉体的强制，而是指权力施加于肉体的内部深层控制。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福柯实际讨论的控制对象再一次成为真实的肉体，而非他前面强调的政治肉体(“灵魂”)。这是他论述中前后悖反的一个小失误。福柯提醒我们关注这一新的精于计算的人体控制方式中存在的诸多“新颖之处”：
第十章 遵守纪律:资本主义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
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