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宣称,17—18世纪，由现代工业生产发明的“纪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formules générales de domination)”这是一种与传统社会控制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不再是可以被明确抗拒的外部强制。纪律控制的第一个构境层级，不是传统强权之下的认命和臣服，而是从内心里对法规的自觉认同和遵守。这是对上述相近观点的一个具体化论证。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发明纪律控制(法治)，开创了支配艺术的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控制的外部压迫质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极为深刻地宣告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规训。福柯可能并没有看到过本雅明关于现代文明是进步同时也是野蛮的论断，但他的深刻见解与本雅明却是异曲同工的。对福柯的这个说法，布朗肖提出了异议，后者认为福柯夸大其辞，因为“规训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比如说，通过某种成功的训练方法，一头熊被驯化，变成看门狗，或勇敢的警察”[25]。在这一点上，我愿意为福柯辩护，因为在工业生产中生成和凸显的纪律式的自拘性与基于肉体生理反应的反复驯化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的分歧只能说明布朗肖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笔下资产阶级工业化中规训的本质。
也是为了进一步厘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纪律与传统社会中的外部压迫之间的异质性，福柯还细致地界划出四种差异性边界：
首先，这种新型的统治方式与过去的奴隶制(esclavage)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rapport d'appropriation)”，与之相比,纪律仿佛更“高雅”，因为它无需通过粗暴的直接奴役关系就能获得显著的实际效果。纪律不是那种基于占有关系之上的野蛮奴役，反之，它与支配对象的关系恰恰是非暴力和非强制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进入纪律(遵纪守法的自律)甚至会表现为具有某种文明化和有教养的特征。所以，人们并不排斥纪律的自律构序，反而积极努力地入序和臣服其中。土地上的农民在融入工业的进程中，去除主体性自觉遵守与机器体制同质的客观性的纪律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其次,纪律也不同于通常的仆役(domesticité)关系。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在此失效了，仆人的存在是在主人的个人意志“为所欲为”情境中确立的，而纪律则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纪律不是主仆关系中的单向性主人意志，而恰恰呈现为执行的自主性特征，遵守纪律者是主人，但他听从于纪律所指向的客观支配机制，所以，无悔和自愿地遵守纪律是长久有效的支配。其三，纪律也不同于附庸(vassalité)关系。“后者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依附关系，更多地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地涉及人体的运作”，而纪律性支配则是建立在内在臣服基础上人体本身的自动驯服和自动运转。在这种认同性臣服构境中，被支配者反倒自以为是自主性的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能够遵纪守法会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事情。其四，纪律也不同于禁欲主义(ascétisme)以及修行式“戒律”。宗教式的禁欲是看破红尘的出世主义，它的目的是“弃绝功利”，而纪律的“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的控制”，恰恰意在增加入世的功利性。[26]如果，发财成了神性的天职，那么，规训和自制则是走向成功的通道。在一定的意义上，韦伯对新教的形而上学解读也内嵌了这一层构境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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