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calculable)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technologie du pou-voir)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anatomie politiquedu corps)被应用的时候。[23]
相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冰冷的金钱关系代替了脉脉含情的血亲关系，福柯所表述的似乎更复杂一些。他的着眼点不再是一般的社会关系而是人的个性的具体塑形和历史生成:当历史的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的规训机制时，发生了三个取代:无情的可操作的规范取代了动物式的亲疏血统、无等级的度量取代了有高贵低贱之分的身份、可计量的常人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我觉得，福柯这里的观点显然是反韦伯的，因为在韦伯那里被视为资本主义法理型体制进步的地方，都被福柯看成是资产阶级社会规训控制的隐性机制。显然，我会赞成福柯的批判立场。在福柯这里，人的肉体的可计量化是新型的规训权力支配的必要条件，也是资产阶级政治解剖学中特有的规训技术。这是对上述政治解剖学一语的进一步深入思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成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虽然它的确生成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独立法人主体，但它却“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24]。显而易见,福柯看待资本主义计量化进程的立场与韦伯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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