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福柯在新的断裂中的发现是资产阶级的第二种权力类型——生命政治学中的治安(police),它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形成，“它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节控制(contrôles régulateurs)来完成的。这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une bio-politique de la population)”[3]。依拉姆克的说法，最早使用生命政治概念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关于种族调节和管理的著作中。[4]我个人以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形似，福柯的生命政治论与前者讨论的完全不是同一个构境意义场。
生命政治是福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形式最重要的发现。他认为，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构成了资产阶级精妙的生命权力组织展开(déployéel'organisation)的两极。在资本主义古典时代中形成的双面技术表明了“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5]。依我的判断，福柯的这次思想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质变，更多的也是与这一时期他直接参与现实社会政治斗争实践相关的。[6]对此,阿甘本曾写下过一段小结性的表述，他说：
米歇尔·福柯在1977—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旨在梳理出现代“治理”的谱系。福柯区分了权力关系史上的三种不同的模式：法律体系对应于领土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而这个体系通过一个界定了什么允许，什么禁止的标准码来进行自我定义，最终这种体系建立起惩罚体系；规训设置对应于规训性的现代社会，其按照法律要求，将一系列的监控、医学和监狱技术付诸实践，其旨在规制、纠正和塑造主体的身体；最后，安全机制对应于当代的人口国家及其新型实践，这种实践，福柯称之为“人的治理”。福柯小心翼翼地强调说，三种模式并不是在年代上的承接关系，或者在一个时代中彼此相互排斥，而是共存的，它们以某种方式彼此铰接在一起，不过，在每一个阶段上，其中一个构成在该阶段上的支配性政治技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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