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指出，为了差异性地看到安全治理的独特性，可以把这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生命权力在自由放任中“让你活着”的安全治理(调节)方式与规训权力的作用机制作一对比：其一，规训权力总是向心式的，它习惯于通过对人的包围和封闭来进行社会控制;而新生的安全部署则是离心式(centrifuges)的，总是向外扩张，惯常通过生命存在开放式地引入新的因素来扩大自己。其二，规训权力不放过任何事体，习惯于通过微观到毛细血管的“不准”来建构人为的细微监控，并以此支配一切;而聪明的安全部署则是放任的，积极地让被控对象自由发挥自己的本性，没有绳索的放任即是新的更深的自愿臣服。其三，规训权力借助法律系统，通过禁止和允许生成特定的有序性，是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模式;而具有战略眼光的安全部署则从原先以禁止和阻挡为核心的否定性的思维转向肯定性！这种肯定性建立在对人的本性(自然，nature)的自由主义(libéralisme)的认同之上。福柯在此讲座中174次使用nature一词。这就走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政治意识形态构境中来了。自由主义也是当代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构式区域，它牵动着全部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的稳定质性。
在福柯眼中，18世纪之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deliberté)真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一个历史发生事件。事实上，福柯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缘起于其早期写作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在那本书里，他已明确讨论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语境中的这种自由。那里他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这种自由和自然中的真正自由距离遥远:它处处受到限制和压迫，和个人最合法的欲望正对立:这是利益、合纵连横、金融组合上的自由，而不是人、精神、心灵上的自由”[28]。资产阶级的自由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真正自由。由此，福柯明确指认出，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是在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商品交换和资本重组上的自由，所有人在商品一市场经济交往中有平等的经商、劳作的自由，可是人与人的实质上的不同必然导致这种自由的结果是极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受盘剥，这是一种被资本掌控的经济关系绑架起来的自由。由此福柯才会指认，这种所谓的在市场交往中生成的自由，“不但不能使人重新拥有自我，还不断地把人和其本质及其世界相隔离；它使人迷失于他人和金钱的外在性之中”[29]。我认为,福柯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认识是深刻和具有穿透力的。当然，那时的福柯在关于自由的认识上，还未曾上升到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治理和控制的构式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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