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1月18日的演讲中，福柯站在一个比较性的视角上指认:基于对实体贵金属的追逐，17世纪重商主义的社会支配形式总是以人为的禁止和控制为前提的，比如当食物短缺时，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禁止出口、禁止囤积总之，社会控制始终处于一种可见的消极的限制和监控之中；而到了18世纪的重农论时期，自由贸易和流通开始真正发生作用，可就在这个人们一般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学思想变化的地方，福柯辨识到的却是资产阶级治理技术(techniques degouvernement)的重大变化,即在自由放任之下“安全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的建立”[26]。在此讲座中，福柯88次使用 techniques 一词，9 次使用techniques de gouvernement词组。依福柯自已的判断，此时他已经不再处于认知考古学的研究语境之内，而是在“权力技术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technologies de pouvoir)的线索之中”了。在此讲座中，福柯12次使用généalogie。这是前述认知谱系学向现实政治实践的进一步推进。福柯发现，同样是处理食物短缺，重农论没有提出限制和监控，反倒主张了一种与重商主义完全相反的非人为的自由放任的自发性构序态度，“通过让其做’(laisser-faire)，让其过’(laisser-passer)，放任他们,任其自然’(laisser les choses aller)”[27]。这种自由一自然的处理方式的结果是市场自发调节粮食价格，最终使食物短缺得到非人为的治理。这里发生的重要构序一构式方式的转换在于：人为构序向市场自发调节生成(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自组织构序)的转换。这就是从资产阶级经济运行模式中生成的所谓安全治理模式，这也是资产阶级新型生命政治权力治理安全部署的真正基础和核心运行机制。在我看来，福柯此处对经济学学说史的分析是准确和深刻的，由此得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统治术的质变——安全治理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后来福柯所强调的资产阶级社会治安的初始现实基础和运转机制。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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