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认。福柯认为，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统治权消失了，恰恰相反，“统治权问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如此尖锐”！今天的统治权更根本地作用于人口的生物学基质，相对于有脸的帝王，它只是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福柯专门交待，之所以提出治理问题，并不是说“规训社会代替了君权社会(sociétédesouveraineté)，然后治理社会代替了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51]。这不是一个线性的替代过程，而是多重权力作用叠加生成的一种复杂的权力力量线建构起来的治安场。
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针对人口治理而发明的新的生命权力技术或者安全部署就是他要研究的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52]福柯甚至宣称，倘若让他给这一演讲重新命名的话，他肯定不会使用“安全、领土与人口”，而会使用“治理术’的历史(histoire de la gouvernementalité)”[53]。福柯在此讲座中105次使用gouvernementalité一词。福柯指认，资产阶级的这种基于生命政治的新型“治理术”在现实权力操控中有三个运演层：
一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计算(calculs)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部署”[54]。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治理术由多种不可直观的复杂计算、分析等技术和策略构成，其知识形式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主要指重农主义一斯密一李嘉图式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法则——其主要功用恰恰不是经济活动而是生命政治，其权力治理的目标是人口，其技术手段就是不可见的治安或安全部署。二是这种权力技术形成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装置(appareils)”和“一整套认知(savoirs)”构成的趋势,并日益占据了与王权和规训权力对峙中的主导地位。换而言之，在与传统王权和规训权力的共存中，治理权力已经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三是传统的司法国家(État dejustice)转变为“治理化”的行政国家(État administratif)。[55]这是政体结构中的功能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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