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2月1日的演讲中，福柯明确指认道，治理在西方最早出现于16世纪，在打破封建专制和宗教改革的两个维度上生成了一般意义上治理的问题式(problématique)。[46]依福柯的看法,正是在社会治理的原则“传递到个人的行为和家庭的治理中”时,才出现了所谓的面对日常生活的治安(police)问题。[47]如前所述，这个police是一个颠覆性构境论意义上的概念重写。福柯在此讨论中329次使用police一词，而在上一个讲座中，他只使用了6次。这说明police一词在此讲座中是比较性词频统计中明显的突现现象。福柯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新型治安的内在机理正是将政治经济学的非人为的自然法则“引入到政治操持内部中(l'intérieurdel’exercice poli-tique)”来的结果。[48]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法则就是放任自由的自然性!福柯指认治安的本质就是“对事物的正确处理(a droite disposition des choses)”,而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让其自然发生、自我调节。在这个构境层中，治安就是社会治理中的经济学(économie)，它同样不是人为的强制，而是让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如前所述，阿甘本将福柯此处的économie回溯式地诠释为神性的安济(oikonomia)。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福柯在此讲座中147次使用économie一词。资产阶级现代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情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是多种多样的策略(tactiquesdiverses)”[49]。是的,对福柯政治哲学构境中的这个无形的权力布展策略，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道，
在18世纪，治理的技艺转向了政治科学(science politique)，统治权结构(structuresde souveraineté)支配的政体(régime)转向了治理技术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着人口而发生的，因此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发生的。[50]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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