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诞生了。[9]
牧领引导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相反。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胚胎点生成于每一个刚刚从专制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自由个人的内心牧领,它是资产阶级建构人的存在和塑形生活细节的缘起，它的微观权力技术的结晶则生成全部资产阶级“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的政治实践”——非暴力甚至是反对暴力的引领内心认同和积极生存的治理术。我倒觉得，在这一点，福柯才深刻剖解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真正发生基础。故而，福柯断言，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用以取代传统哲学的东西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牧领，而不是另一种哲学。他颇有几分得意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深层承袭。依比岱的解读，福柯此处提出的东西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政治上的牧领’不再借助上帝的形象进行统治了，因为上帝自己也不再统治了：他只通过普遍的法对人进行主宰，正是经由这些普遍的法，理性有可能出现，统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统治成为一件与人类责任和社会理性相关的事情”[10]。我觉得，比岱的解释从基根上就错了，因为法仍然是外部的强制，牧领比刚性的司法体制要柔软得多，并且，它发生于个人的内心精神构境之中，牧领的本质是引导中的真正认同，这种大他者的存在占位将是生命权力部署的前提。在前述生命权力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福柯对司法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明确界划。
在1978年3月8日的演讲中，福柯开始从对基督教神性牧领的历史性思考过渡到有关今天的资产阶级政治治理术的讨论。首先，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治理术的本质是“像牧师那样治理世界”—这就要求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得像令人的内在灵魂获得拯救那样，通过走向上帝和真理，令人心悦诚服。其实，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启蒙幻境的真正意图，只不过，令人激动不已的自由、民主和博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解放即是得救，资产阶级就是要使今天的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跟随他们走向民主的天堂。其次，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中，牧领政治表现为市民社会的自然性与国家理性的权力关系的巧妙交织。与原先传统封建国家用铁甲武装起来的在场性耀武扬威相比，资产阶级国家理性的出场方式恰恰是不在场，它只是通过市民社会中自发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布展，在这里，从内心引导的牧领政治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福柯看来，现代国家理性的本质就是引导性的牧领调节(régulatrice)。[11]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治理艺术。在1979年的一次演讲[12]中,福柯说:“如果说国家是一种集权的政治形式,也是一种集中权力的政治形式(formepolitique d'un pouvoir centralisé),我们则把牧领’(pastoral)称为个体化权力(pouvoirindividualisant)。”[13]并且,新的“牧领是一项复杂的技术(technique compliquée)，它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不仅要求牧羊人具有,还要求其羊群也具有”[14]。这个羊群是散养的原子化的市民,这个羊群要有文化，才可能在康德所说的依凭理性启智之后生发出新的主体性内心臣服，在这个构境层中，启蒙即是听懂资产阶级理性引导的牧领口哨。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福柯对康德启蒙观念的批判之深意。
第十四章 从牧领到治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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