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大段引述福柯的文本，是因为这段话太重要了。它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福柯关于文本学的基本看法。显然，福柯并不指望人们能够还原式地诠释他的文本，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解释学的所谓逼真性的努力。他所发明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正好是反对解释学的。一本书，自从被作者交到出版社，即已成为一个脱离作者控制的历史性的文本对象(“档案”)。问世后的文本永远是一个孤苦的从来没有人触到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在它的周遭，或遥远或还不算那么很远的地方，将不断出现它的解释学“化身”(double)[211]。这是康德话语的一种变形在场，文本与解释物的关系永远是自在之物与直接的现象世界间无法打破的分立。在福柯看来，一切诠释物都只是文本的一尊暂时的话语肉身，每一种解释和理解都会是一次异在的重新构境，如果身处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之境(从法文到中文)，那就更是如此了。在福柯这里，文本的写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构境事件，已成书的文本不可能是死去的现成的物，我们不可能从中抽取到同样现成的原初意义和作者的原初意图;相反，它是一种动态的“事件—对象”(événement-objet)，一旦在世便永世自在，甚至连“生产它的人，永远不能提出主权要求”，它的命运必然是“被人重抄、断碎、反复、模拟、分裂，终致消失”。[212]这简直是咒语。
好吧！我这部阐释福柯文本的书，也并不打算逃出福柯为文本解释所设定的魔咒。它仅仅是众多化身之一:东方思想构境中的化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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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表演性(vorführend)文本,系我在《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一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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