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走向现实的一种理论倾向。
要很鲜明地排除把一些概念作为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对象(objet premier，primitif，tout donné)，比如统治者(souverain)、君权(souveraineté)、人民、臣民（sujets)、国家、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而所有社会学分析以及历史分析和政治哲学分析正是利用这些共相(universaux)来实际地考察治理实践。我恰恰将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从实践所呈现的样式出发，同时从它的自我反思和自身合理化出发，来考察国家和社会、统治者与臣民等这些东西如何实际地被建立起来(effectivement se constituer),并探寻它们所处的位置。[2]
显然，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方法论表述。也是福柯向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方法的公开致意。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概念出发，也不是先去设定统治者、臣民和公民社会，而是从资产阶级17—18世纪之后的政治治理实践出发，从治理与治理对象本身的具体建构和实际位置出发，直接面对现实中的治理这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思考逻辑。以福柯自己的话说，即“隐性的马克思主义”。用库兹韦尔的话来表述，则是“福柯暗中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3]。但是对此要再做一个边界限定，也即这是晚期福柯重新回到马克思，也是他自己对前期《词与物》等文本中唯心主义方法论之自省。在这个意义上，当谢里登指认福柯“从未怀疑过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分析20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形态的用处”[4]时，显然是不精准的。因为他无视福柯从对马克思的表面拒斥到重返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境内部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再看他一段更深更自觉的方法论概括：
不是从普遍概念(universaux)出发推导出具体现象(phénomènes concrets)，更不是从作为某些具体实践必须遵守的可知性栅栏(grille d'intelligibilité)的共相出发，我想要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 上在这些具体实践活动的栅栏(grillede cespratiques)中检验普遍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的幻象: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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