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5]
是的，这与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简直如出一辙。实在不难感觉到，每当福柯深入到社会现实和历史深处，他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晚期福柯思想构境方法的真正本质。我猜测，这里的“可知性栅栏的共相”正是多年以前福柯从康吉莱姆和阿尔都塞处改造所得的那个认识型，现在，观念文化中认识型不再是制约(“必须遵守”)具体社会实践的前提，而是倒过来的构式关联—实践的栅栏决定普遍观念！实践的栅栏(grille de ces pratiques)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恰恰表明了福柯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达及马克思一列宁发现的实践构序结构一逻辑构境层，再回溯一下看，这恐怕也是先前他在认知文化领域所发现的认识型制约作用的真正现实基础。“实践的栅栏”不仅说明了福柯的实践唯物主义观念，而且也呈现了他所达到的对实践活动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功能性结构的自觉认识:由实践活动结构所建构起来的有序性栅栏是整个社会认知栅栏的现实基础。所以，福柯此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恰恰是从“普遍概念不存在(l’inexistencedesuniversaux)”[6]这个重要论断出发的——他这是在拒绝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前提，那么，如果一切假设性的普适性的概念都被否定了，人们就必须自己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被指认为“疯狂”、“不正常的人”和“性”是不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看一看西方社会中曾经存在于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是否今天仍然在持续，才能判断今天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中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从事历史研究，就不能让先验概念和抽象的非历史性的共相优先，而是现实历史一社会实践优先。这是福柯给予我们的方法论上的重要警示！有趣的是，福柯在这里也没有标注什么“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标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恰恰就是表面虽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却将马克思的一些历史性的话语普适化，造成了实质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座架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内省的。这也是福柯为什么能够说明疯狂的社会历史一文化建构性，辨识出性别及其支配的统治本质，以及他为什么能排除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全部政治学话语，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现实中捕捉到在“普遍概念”和美丽口号(谎言)遮蔽之下的以社会治理—治安——为本质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构序的根本缘由。在这一点上，福柯的确十分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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